卓泽渊：中国的法治道路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核心是财税关系的调整。

行政管理、生产建设等方面的支出，挤压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文化等方面的支出。1980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仅为19.4%。

同时，让这些新市民在就业、养老、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老市民一样的待遇。应加强人大财经委的建设，改善其日常工作，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决算的审议水平。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不同的资源、地理、人文等优势，把组织全民创业和大力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弱化自上而下压力的同时，必须强化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和横向监督。而在国际上，与我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重都在50%以上，发达国家更是高达60%—70%。

县级财政未将中央支农专项资金编入预算的比例高达95%。可见，推进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建立阳光财政，已经刻不容缓了。巨数遗传的高额检测费用既没有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或提高经济活力，又降低了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

如果不依靠原有知识，巨数遗传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技术。监管知识产权的司法体系设计糟糕，很容易带来寻租——我国便是如此，虽然最高法院最近的几次判决有所改善。这些都是对知识的渴求的产物。这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引入竞争，可以研发出更精确、更廉价的基因检测手段。

当然，科学离不开物质支持。第二，我国经济体制中某些万恶的不平等状况是寻租的恶果：通过操纵社会或政治环境而攫取利润、创造不平等——瓜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大多数国家已经和美国一样：穷人的生命因公司利润而牺牲。所有的知识都以现有知识为基础，垄断现有知识也就是阻碍创新。但就算政府愿意出钱为民众提供巨数遗传的基因检测服务，那也会付出代价：政府为了某项医疗服务而支付高昂的垄断价格，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推广其他医疗服务。与不平等作战的我们已经听惯了坏消息，突然来个好消息，反而吓一大跳。

巨数遗传体现了拙著《不平等的代价》所指出的三个方面。更深刻的是，医疗是不平等塑造我们的政治、司法和人口健康状况的潜在途径。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论者宣称，这是我们享受创新所带来的必要代价，长远看来，知识产权可以拯救更多人。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所作所为却让其他国家觉得，美国人把商业利益看得比人命更重要。

不过，这项判决的重要性超乎常人想象。知识产权的捍卫者们过度强调推动创新的作用。

但这只是社会与经济平等的漫长斗争中的一小步。而其他女性在经过巨数遗传的一轮检测以后，必须做出痛苦的决定，是否要做手术切除一侧或两侧乳房，或者切除卵巢。

巨数遗传就像大多数公司一样，更希望利用专利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拯救生命——如果它还有恻隐之心的话，早就应该降低检测价格，引入同行，推动研发更精确、更廉价的检测手段。在某种意义上，法院将原本属于女性的东西还给了她们。经济力量常常比道德观念更有影响力，美国因为知识产权而获得商业利益，国家政策则对世界不平等推波助澜。本案中，巨数遗传拒绝接受两名女性的联邦医疗补助，从而拒绝为两人做基因检测——据控方说法，因为嫌联邦医疗补助的回扣过少。但专利制度仅仅是提供科研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还不是最佳的方式。由于价格超过了可承受能力，这些人可能会有过早死亡的危险。

最恶劣的是，少数人通过牺牲底层人民积累财富。第二，贫困女性的生存权更为平等——获得抗争乳腺癌的平等权利。

最高法院的本次判决坚守了我们所珍视的权利与价值，令人欣慰。乍看之下，美国分子病理学协会与巨数遗传公司（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以下简称巨数遗传——观察者网译注）的诉讼像是纯粹的科学之争：大法官们一致裁定，人类基因不能注册专利，而在实验室人工合成的DNA则可申请专利。

巨数遗传的DNA专利是最恶劣的医疗不平等现象之一，反过来看，也是最恶劣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之一。）巨数遗传竭尽所能阻止竟争对手自有其苦衷——最高法院判决出来以前，该公司刚刚从一轮30%的跌势中喘过气来，现在股价又跌了将近20%。

基因研究者甚至提出，专利实际上阻碍了研发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干扰了科学研究进程。所以，可以说，滋生垄断寻租的知识产权体制阻碍了人类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创造了不平等。我们的知识产权机制无疑推动了最恶劣的不平等。巨数遗传是一家位于犹他州的公司，它分离出了两个人类基因，BRCA1和BRCA2。

制药行业——一如往常——宣称一旦缺少专利保护，医药研究就没有了动力，那所有人都将遭殃。支持原告的其他专家团体（例如AARP）指出，巨数遗传的专利使得患者无法获得关于病情的第三方意见或验证性检测。

该公司业已获得这两个基因的专利权。大多数的重要创新——计算机、晶体管、镭射激光的基本理念，以及DNA的发现——都不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而诞生。

最近，巨数遗传宣称不会禁止此类检测——虽然该公司对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两家公司发起了诉讼。贸易协定理应是外交的重要手段：贸易能够促进各方面交流。

巨数遗传却要价约4000美元，只检查那两个基因。我们终于可以利用市场手段驱动创新。在后者的官司中，裁判们（美国法院）装作持论公允，但似乎总是偏袒本土公司。它是一个切入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平等状况有多么恶劣、多么顽固，与自私自利的商业行为作斗争有多么艰难、多么重要。

而基因之争不仅仅关乎两家大公司。但这种说法有许多漏洞。

这是一场战争，一边是希望将健康私有化、变成与财富同比例增长的财产，另一边则认为，健康属于任何一个公正社会和经济体的大众权利。（本文原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评论版2013年7月14日。

但是，专利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日趋明显，它又死抱着垄断权不放，无怪乎那些假借公益的名头都经不起推敲。这家公司曾经拥有基因，不希望别人偷窃它的财产